探索海外移民文化之路
——文化活动家余俊武先生专访（上）
一见余俊武先生,你就会感觉到他那种艺术家的气质，英俊潇洒，风度翩翩。
每次见他，我脑海里就会跳出“中华魂”三个大字。也许是当年他在雪梨歌剧院策划编导的《中华魂》晚会给我印象太深了吧？印象深倒不是节目本身，而是他组织晚会过程中所表现的“赤子之心”、“民族之情”以及那种文化追求是那么的强烈。
最近也常在社交场合看见他，总觉得他那份潇洒、灵动的背后，似乎又多了一脸的“使命感”。不知是因为他内在的那个个性气质呢，还是因为他近年在中澳文化交流中浸泡出来的。
不久前承蒙他邀请，特地观看了“西藏文化周” 的文艺演出。并籍此机缘采访了他，在他那精美典雅的后院中开怀畅谈。从他那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谈吐中，我感悟到这位文化活动家深沉的一面。
记者：余先生，你是悉尼华人社区中具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尤其在大陆社区中，经常可以看见你的身影。在悉尼刚结束的“西藏文化周”上，你领导的澳华文联把这项活动办得有声有色。作为文化周协办方之一，你对这次活动有些什么个人体会，观众反应如何？
余俊武：这次活动，我们澳华文联负责整个华人市场的宣传推广和一些具体落实工作。实际上，我原先对西藏的了解也不多，通过这次西藏文化周，让我们亲临其境的感受了西藏这些年的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很受感动。这次活动反响强烈，它特出的文化底蕴、人文景观、宗教信仰使参与者深受震动。我接触的一位雪梨大学教授也有同感：过去听到的负面宣传较多，这次却强烈感受了西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特色。他没去过西藏，还说今年准备亲自到西藏看一下，实地感受一下。文化周达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透过方方面面宣传了中华文化的一种整体性。
有些朋友问我，西藏文化周你这么忙这么累，图个什么？ 我回答说，真的不图什么。我们出国了这么多年，从小点点滴滴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也许出了国，对祖籍国的眷恋和热爱是带着辛酸泪的，我们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更为关注.
记：文艺演出，舞台艺术，是你的本行。记得多年前，你还是一名留学生的时候，就担任澳华文联主席，多次策划组织了多场文艺晚会，让许多原中国专业艺术家有一个发挥的机会，也给当时正为生存而挣扎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宽慰，更为华人社区增添了文化色彩。今天回过头再看这些活动，是否可以显示出中国新移民的一点历史印痕。
余： 我是1987年来澳洲的，组织举办了许多舞台艺术和文化活动。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吃惊，这一个一个活动，一个个脚印，竟串成了一段难忘的历史。刚开始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作这么多事情，不可能有时间、有能力、有兴趣去做。当年刚上飞机的时候那种感受很深：我要去做一番事业，要怎样怎样，虚的不能再虚。下了飞机以后，什么做一番事业，见见世面，瞬间都没有了，我面对的只有三个字：吃、住、行。恰恰在国内，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从来想都不想。这三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字，在下飞机那瞬间，像铁砣一样沉重的压在心里。我喝澳洲的第一杯牛奶印象很深，好喝极了，喝了一半就不敢再喝，想到明天是否还有这个荣幸。我上飞机时是个高等学府的大学教师，下了飞机后感到连叫花子都不如，叫花子最起码还知道今晚在那个屋檐底下去打盹，我呢，站在机场都不知该往东往西往北。
记得我第一次挣到的钱是站在餐馆门口派报。那是87年《新报》开张第一天，我站在唐人街富丽宫酒家门口，给食客免费派报，来一个送一份，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挣了20元。真不敢想象，国内的大学教师瞬间当了报童。那是没想到自己的尊严，没想到丢人，只想到去挣一口饭吃，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当你有了喘气的功夫，还是想从自己原来的领域上去做一些事情。我毕竟在国内受了那么多年教育，一直从事文化事业，还是丢不开斩不断那种情感。当时排戏办晚会的时候，也并没有想着怎么去弘扬，怎么去争光，只是想去寻找，想找回自身的价值。人最怕的就是失去自身价值。当时是全副身心投入，去接触整个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记：最初，你是怎样边打工边排戏的呢
余：我来澳州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一家纸厂当苦力。而我执导的第一个戏《雷雨》也是在那个时候。周一到周五的课余时间，我和好朋友耿小震一起，穿着裤衩，光着膀子，在一家破纸厂干活。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被锋利的纸张留下十多处伤口，久而久之，手像挫一般的坚硬。中午躺在废纸堆成山的纸堆上，很累很累。小震原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小时候是中央广播儿童艺术团的合唱队员。躺在那里，他突然就说起小时给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的事儿，小小的年纪，穿着西装革履，如何如何地描绘了一番，却丝毫不提此时此刻我们的困境和吃苦的感觉。我脑子里想得又是啥呢？明天是星期六，我如何面对那些当老板的演员，怎么把他们带到艺术创作当中。如何点点滴滴解决上台的那几步路，嘿，脑子里想得与现实生活完全对立，反差很大。
那天正在切着废纸只听到机器“咔嚓咔嚓”的响。忽然听到一位女子在哭，哭得很伤感，我回头一看，是我太太。她来送饭，见我竟然是这个样子，从来没见过，这不是开玩笑吗？但这很现实，人就得面对。
我在纸厂干了整整八个月。这种活，别人也许半年也干不下来，实在太脏太累了。当时同在一起干活的李克威对我说，你走了以后，老板很佩服你，总说：这么脏这么苦的工，谁都没有余俊武干的时间长，这个孩子耐力很强。“后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番经历，用自己的血汗重新给自己彻底的洗刷一遍，也挺好的。
记：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你为什么不暂时放弃艺术呢？
余：为什么很难丢掉我的专业？因为这辈子我是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我读了两个艺术院校，安徽艺术学校和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教书，后又任职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来澳后读得又是澳洲艺术学院，先是读语言，后来到了专业课，老师一看我有这么多专业经历，就说：哎呀威廉（我的英文名），你不用读了，但有个条例，你去拍戏，一定要打出我们学校学生的头衔，学校准予毕业及签证。
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其实我从小根本就不喜欢艺术，总想去当兵。最后为啥走上这条路呢？因为那时没有大学读，只有上山下乡。要是读上中专就不得了，又能拿钱，一毕业就有工作，所以我就读艺术中专，回避了上山下乡。后来78年全国恢复大学招考，我不知从哪填了个准考证。我妈有一次发现了准考证，很高兴，说，你考大学啦？我说没有，那时弄来玩玩的。妈很感慨，说这辈子当了几十年教师，家里没出一个大学生。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80年我就立志考大学。结果老天爷很帮忙，我考上了。那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全国就17人。进了大学还认识了当时的同学现在的太太，后来我们又一起出了国。
这似乎是一种命。妈跟我说，我从小生下来就注定要漂泊。因为我出世的时候犯了一个忌，刚出娘胎就撒了一泡尿，当时接生婆很懂，马上拿起筷子扔到窗外去。接生婆说，这筷子的去向就是孩子将来的定位。当时我家的窗口朝南，筷子扔出窗外，就是要去南方了。那时我妈也不怎么相信。我读大学上北京时，妈告诉我这故事，还说，你到北京很奇怪，可能毕业后分配回南方吧！后来毕业分配也还是留在了北京，还在北京结了婚。妈说这是命啊，那个算命的肯定不对。嘿，没想到我一下子杀出了国门，到了南太平洋，鬼使神差的在这地方扎了下来。所以有时想想，这是命中注定的，那就在这块土地做点事情吧！
记：你在那种非艺术的环境下去创造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余：在澳洲我第一次执导是88年的话剧《雷雨》，至今记忆犹新。剧组有30多人，从主角到跑龙套到捡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演员。都是些什么人呢？有大老板、打工仔、留学生，也有家庭妇女、餐馆大厨、刚来的新移民，包括江静枝和现在的布活副市长王国忠等。当时我跟他们说创作，他们都不懂什么叫创作。但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一招一式的学艺中，我真的感受到海外中华文化的底蕴深厚。他们从一点一滴开始，最后走上舞台上演《雷雨》，获得巨大成功。
《雷雨》填补了海外华人话剧史上的空白。可当时大家根本没想到如何填补空白，很简单，只想到这个创作集体很温馨，很让人留恋。每到周末，大家就开车到一个破车库排练，有的开奔驰，有的开宝马，我这个当导演的开的却是除了喇叭不响全身响的破车，真不好意思。一到那天大家都钻进里面，有的做服装，有的背台词，有的搞效果中间随随便便吃点盒饭喝点茶水。最后都舍不得走，很盼望下一个见面日的到来。在这个集体里，大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那种取之不尽的魅力。
更有意思的是，《雷雨》在中国从来就是普通话演出，而这里演的却是广东话，因为说国语听不懂，没观众。所以排练时很好玩，我跟演员说戏，全用普通话，大家听得懂；演员回答我的问题，戏中对白，全用广东话，我也听得懂。两种方言一个意思在交流，我第一次在海外感受到不同层次的华人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雷雨》剧组体现得相当淋漓尽致。
91年搞儿童剧《马兰花》也印象很深。剧组200多人，我当导演。孩子们在台上演，家长们在台下看，时而为孩子的出色表演而兴奋，时而为孩子不理解导演的要求而着急。哪怕孩子只有一句台词，家长也很投入。我问他们为了啥？他们说，并不想孩子将来会成为艺术家，但非常希望孩子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去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女儿。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后来我有了女儿之后，对这点就感受特深。海外的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好处，对他们将来与家庭保持联系很有帮助，这是超出艺术范围的感受。我和太太就立了一条，一定要让女儿学好中文，不能让她们放弃中华文化这个巨大财富。
记：在当年的留学生里，对你的艺术活动谈论最多的恐怕是《中华魂》那次了吧？
余：可以说，9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华魂》，是华人史上第一次全台中国节目走进悉尼歌剧院。之前，我曾为华声合唱团导过十分钟的节目在歌剧院上演，那是90年的悉尼文化节。那天晚上演出后，我在歌剧院门口呆着，身边不远有一帮日本游客。那晚也有一个日本人的小节目，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舞蹈。那些游客并不认识那些参加演出的日本女演员，但他们又是照相又是拥抱，亲热得不得了。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到，他们为自己的民族能上悉尼歌剧院而自豪，为那份荣耀感动得流下眼泪。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很深，我远远看着，真被他们这种情景所感染。悉尼歌剧院是世人所向往的，尤其是艺术家，每个人到悉尼，没有不到歌剧院的，日本人看了一个小节目就激动得不得了，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歌剧院搞一台自己的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品。
当时晚会的名字起得特大，叫《中华魂》，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准备的情况很不充分，前前后后只有一个月，而且只是周末，算下来没有几天。当时还有个致命弱点，太闭门自守，排斥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内容，纯中国的歌舞，而且还是我们出国前那个阶段的作品。观众都是这一带新移民，那种回顾性质的歌呀、舞呀、曲呀以及道白，虽然也很有某种感染力，但从整个中华文化的精髓来说，确实有很大局限性，从艺术角度来看，差距也相当大。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第一次，毕竟是大胆尝试，而且看起来也蛮威风的。
一起踏上悉尼歌剧院的中国艺术家有：沈小岑、蔡妙甜、何小燕、李佩芳、杨海燕、傅媛、段秋霞、姚祖福、孙敏、冯智浩、冯海云等，他们都是第一次登上这个艺术圣殿，兴奋极了。
很多观众也是第一次走进悉尼歌剧院。观众的兴奋点甚至比舞台的兴奋点还要大。大家过去只在歌剧院外面看过，没进去过，现在能看里面，而且是看本民族的节目，那种激动甭说了。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冲进歌剧院，把看门的西人都吓愣了：中国人怎么啦？干脆广开大门随你们进。
那天我们确实有点占领歌剧院的感觉。在后台，有位演员对我说，现在就像拿起了枪只有往前冲，死活就一回。开演前我也对演员们说：我们今天走进悉尼歌剧院，是一步一个血印爬上来的，目前距离舞台就一步只遥，朋友们让我们迈出这一步去迎接观众的掌声。
那时台下的台后的都比台上的更激动。观众不是走路入座的，而是从椅子上从人堆中翻过去的。会场黑头发一片，嘈嚷嚷乱哄哄，就像农村赶集似的。
我看实在没法开场，压不住观众情绪，就找了不用上台的灯光师、美工师几个，分头在会场的几个角落拿着麦克风对喊：“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声音回荡在歌剧院的上空，观众才慢慢静下来。这时舞台上一位演员开始高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哗，一下子，会场卷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不光是用手拍的，同时还是用嘴吼的。它代表了全体海外游子的心声，在此时此刻一起去放了出来。
很长时间才把观众的情绪控制下来。
后来中文报纸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次演出的各种看法的文章，在同一个点上寻找着自己不同的发射点。凭着一股热情、一种冲动去搞了这么一场演出，那时还未找到走海外移民文化之路这么个层次，只是去抢占，去渲染。《中华魂》留下了历史。
记：那个时候，留学生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处于一种身份焦虑的精神状态，你的几台晚会，既迎合了他们的心理要求，也引发了他们的精神宣泄。听说那个时候你已经从艺术渠道取得了澳洲身份？
余：出国前原想出来一年看看世界就回国，出来后又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拍了戏，又被列为 补了空白，移了民。带着一批文化发烧友充实自己的生活，又丰富了华人的娱乐。同时又被提高到促进了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