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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评论 -> 探索海外移民文化之路 (下) —— 新快报:张奥列 点击率: 2698
 
 

探索海外移民文化之路

              ——文化活动家余俊武先生专访()

 

(接上期)

93年也是这个艺术委员会推荐、出钱,让我进国家话剧院进修实习,共一年多,全职。第一天实习,我到了雪梨歌剧院,心情并没有别人想想得那样激动。我坐在歌剧院外的石梯上看着蓝色的大海,心里有点悲凉。我在想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台阶,但前面的路怎么走,还不知道,面对的是一个空白点。但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走在话剧院那一百多米深色的长廊上,不知是苦是甜,真感到太累太累了。

记:在你走过的那段路上,还有些什么让你难忘的片断?

余:这种片断可以随手拈来。89年排“留学生大公寓”时,我们把演员作的小品都录像下来,现在有时拿出来看看还特激动。就是任何的好演员,都演不出他们当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个话剧,说的是雪梨留学生的故事。我让他们做许多小品,找工作,做家庭女工,在厨房里洗碗等,每个人的脸孔、眼光,都透露出一种很强烈的社会性,非常真实。可惜那时候是用家庭摄录设备拍的,技术效果不够理想。否则过去的文化活动的种种镜头片断如果把它弄成一辑,那确实太有意思了。

 

我搞导演,接触社会较多,看得人也比较多。有时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人,我都看得出他是哪一年来的,在做什么,因为这有个社会性。比如早年星期天到唐人街上,你可以看到许多大陆来的人都穿西装领带。本来周末该穿休闲服,但平时打工西服穿不上,很多人到那天就穿上西服在异国他乡找找感觉。我出国时带的都是名牌高档衣服,没想到要带一件打工衫,结果要穿这名牌打工,个中辛酸谁能体会。

还有些文化活动中的情景,我特别难忘。94年春,我们请来了刘晓庆、马季、周洁、朱明瑛等大陆很有知名度的大腕,他们要在雪梨、墨尔本各演一场。墨尔本当地有一些衬托节目,我去了几次看排练,其中有一个节目我感受很深。那天晚上我审查了一个小孩节目,他们很积极的排练了两个多月。我一看,四十多个华人孩子,最小的七、八岁,最大的十多岁,唱《明天会更好》。唱得很认真很严肃,但差得一塌糊涂没法演。当时有几十个家长在台下看着,如果把这节目删掉,伤了这班孩子的心不说,也会把家长的心伤了。我很犹豫,想了想,作了临时决定,把主持人金毅和周月找来。我说你们能不能说这么一段话,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身边这些孩子,他们很小很小就跟随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了异国他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从不懂事到过早的尝受着、体会着家长所带来的创业艰苦。但是他们心中对明天美好的渴望从没有放弃。这个解说词就那么几分钟,把观众引导在一个思维方向上。观众本身就是新移民,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移民文化的共鸣。解说词还说,他们同自己的父母一家一群走了过来,今天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他们给大家唱一首《明天会更好》。我用的是原声带,配上孩子们的唱,那种气氛就出来了。结果那天晚上演出,这个节目是最让人留恋的,台下许多观众都流着眼泪来看。这种渲染一下就把观众带到一种自身的感受中,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虽然只呆了十年,但所花费的精力可能有二十年、三十年,留下了许多自身播下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搞文化搞创作,一定要和当地的文化底蕴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观众和演员的共鸣。

 

记:这不仅是一种艺术欣赏更是一种文化共鸣。

余:对,不光是茶余饭后看看节目,像大陆有几十个电视台的节目,看这个不看那个都无所谓。海外不是这样,要把自身的体验和节目的内容结合,才有吸引力。我曾对国内的朋友们谈起,像《北京人在纽约》这种作品,是用国内人的心态去说我们的故事,这与我们用自己产生的感受去反映我们的故事,是很不一样的。

 

记: 从你搞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中,可以看出你的文化思考轨迹。你能够谈谈你在追求一种怎么样的移民文化?

余:这些年我所介入的文化活动,可以说分好几个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的是普及,包括《雷雨》、《吴王金戈越王剑》;后来留学生相对稳定,慢慢的就专业一点,包括留学生唱呀跳呀各种晚会;然后是把大陆的艺术家请来;现在就是我们探索的移民文化。真正在国家文化的大操作盘上接轨,还是这两年的事。

 

当初搞文化,虽然为普及及推广中华文化,为丰富海外生活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只是寻找自己过去的一种东西,想得到社会的认可。那种东西与大陆的差距实在太大,而且这样搞下去,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其实海外有这么多中华民族的子孙,本身有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周边有那么多丰富的艺术素材,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艺术素材,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东西。98年开始,我就想到要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海外移民文化的路。这种移民文化,就是融合了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养分,丰富提高我们自身本土的那种文化素质,更进一步去衬托我们的主体文化。

 

融入主流文化只是个口号,确实很难。我在学历歌剧院呆过一年多,对这点感受很深。它有许多局限性。不是你自身不想融入,第一是别人是否让你融入,第二你想融入也很势单力薄不足为奇,也只能是一个民族代表。但如果你把周边方方面面的各民族各国家的艺术素质融合一体,然后反映出整个移民的新型的中华民族的东西,可能整个面上会起一种根本作用,可能艺术效果、融入效果会明显一些。这也是我这些年思考比较多的一点。

 

99年在雪梨歌剧院搞的大型晚会《新世纪》(由北京会主办),就确确实实是探索一条移民文化的路。主题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核心部分是自己的演员,包括主持人的道白,反映出移民走过的路程,群体的、衬托的事当地西人或其他民族的艺术家。演员一个也没从大陆请,全是当地新移民。而且请了当地外族的四个团体:女子仪仗队、少儿舞蹈团、土著艺术团、交响乐团。用他们来衬托我们,综合成三个乐章、五个段落,来体现我的总体构思。这是我花心血比较多的一台晚会,不是像热热闹闹泛泛的欣赏一下,而是想纳入一种正轨,体现我们自身的一种底蕴。演员有三、四百人,很有声势。视觉效果、情绪宣泄及整台艺术形式都很有质量。所以后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55分钟这个节目,就是觉得它既不是纯国内的东西,又不是移植到海外的中国东西,而是与当地嫁接起来的综合的东西。

 

记:作为新移民,你近年致力于中澳文化交流,你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难度,有些什么兴趣?有些什么欢乐?

余:这两年我把重点放在两国的文化交流较多,象98年请了安徽黄梅戏院来,因为安徽是我老家,黄梅戏也家喻户晓,省里也很支持。他们把黄梅戏最顶尖的那批人几乎都派出来了,五个国家一级演员,五个二级演员,在雪梨、墨尔本各演一场,反响也很大,增加了海外宣传中华文化的一种力度。雪梨的演出在马丁广场城市音乐厅,用英文字幕,看的西人很多,有官员、学者、艺术家、老百姓。我们邀请一些西人朋友来看,同时通过他们带动周边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朋友,通过以点带面,配合英文报上打广告的方式向主流社会推广。经过十年来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很多西人确实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华人来看节目只是一种欣赏,西人来看却是一种了解,一种吸收,这比普通华人去看作用还大些。

 

有时我在想,泛泛去创作一个节目,搞一个文化项目,渲染力和传播力会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果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着手,力度就大了。“西藏文化周”就不用说了。像黄梅戏来,澳洲官方就很轰动,要办签证,要翻阅材料,又是媒体传播,引起了主流各界和华人社团的关注,这种影响比单单一台节目还大。

 

我看好这条路,因为中国正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国的人气正一步步上升,海外中华文化的宣传肯定要加大力度,相应的也需要海外的一批文学艺术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看来,你是看准了一条路,发挥着你的优势。

余:有时候朋友不很理解,说,你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那么多!我只能说,值得,人嘛,怎么活都是一生。最近我刚回北京去,和中央戏剧学院王永德院长谈了很多。我说,我虽然没有像许多同班同学那样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出那么些让人向往的知名度,在财富上应有尽有;但是,我在海外这十多年的文化活动,可能是我在海外最大的财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经历、正常的经历,而是特殊环境当中无心也无奈的走过来的。如果到七老八十时,这些感受只能是作为一个故事说给后人听听,笑一笑,那就意义不大了。

 

所幸我没白白浪费这种感受,通过这种感受,找到了一条海外移民文化的路,并在这条路上做出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广义来说,在创作一个又一个作品,一方面是自己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是中澳交流的作品。

 

记:这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人生之作。这种创作与交流,你是作为文化生意去做,还是作为兴趣嗜好去做?

余:我搞文化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精力,目前根本就谈不上赚这个钱,也没想到要赚这个钱。我的公司基本上是做房地产业务的。可以说,这些年我在文化上耗费的精力,大大超过了我对公司的奉献。公司方面我确确实实要感谢我的太太,我俩是同班同学,她对我相当理解,知道我应该去做文化上面的事情。公司的事,家庭的事,她全部操办,有活动项目时,让我全身心投进去。当然,她的压力就大了,公司的点点滴滴,家里的琐琐碎碎,包括每天给孩子洗澡,给孩子辅导,她都要去忙。

 

记: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好女人。你真幸运!

余:是的,这些年来,我觉得有一个好太太,也有一帮好朋友,这一点很难得。这些创作上的、社团的、侨务的、商界的好朋友对我帮助也很大。我当导演的只是一个综合性的操纵人物,具体做事的要有一帮台前幕后搞技术的人。像音响师陆萧龙、灯光师席兵、舞美设计师李俊瑞和张安东等,从88年搞《雷雨》至今十多年了一直在帮忙。他们都有各自得生意和工作,但一有艺术项目,立马就聚在一起。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常参与社团活动。这么多年来,社团如果需要我帮忙,我就毫无疑问的去帮忙。反过来,当我需要社团支持,他们也给予特别大的支持。像老侨领周光明,新侨领钱启国等,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还有商界老板,如中银老总陈富根、中远老总魏卿、东航老总冯正保、捷威老总李桂平等,也支持很大。当然包括总领事馆这班父母官,每任的大使、总领事、领事等,我都很感谢他们。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很单薄。我很相信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坐在金筐里,都得靠别人抬。何况文化活动是个集体创作,是个综合艺术,更得各方朋友帮助。而且这种帮助不是官方指定的,也不是金钱能买来的。别人不图能得一官半职,也不图你的钱,就图的是朋友间的情谊,靠的是生活磨练中得到的友情。所以海外更能体现出友情的可贵。我回中国时常谈到,我们在海外缺少许多故土的温情,但在海外得到了许多友情,许多在国内没法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友情。

 

记:看你的名片,你现在是经营“跨国实业投资公司”,从舞文到经商,两者有什么关联?

余:这些年大陆发展很快,我们拉开的距离很大,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经济生意,运作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已经很难有插足之地了。我还是想运用自己的优势搞两地的文化开发。前两年公司在市中心搞了个办公室,就是想往房地产和文化开发两方面双线发展。十几年来我始终在作铺垫,而且感受很深,经历的东西很多,得到的财富也很多,如果不去从事文化开发,利用好这些东西反馈社会,就可惜了。好好利用它,我对前景充满信心。

 

我虽然投入文化的精力远比生意大,但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记得小时候妈妈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做事的时候,不要怕别人不知道,人不知道天知道,这就是运。有时候人的运气很重要,我做事只是在充实自己的生活,很幸运,公司发展不错,得到各方的支持。后来我一想,人啊,一生下来该干啥还干啥,你扭转不了自己的命运。

 

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个商人,我还是搞文化的,我也觉得,一个商人也不能眼光只看着钱。你光追着钱,钱与你无缘;你不想钱,钱来找你。有朝一日钱追着你的时候,那你就会把事情做得更成功了。当然,我确信这一点,人要努力要拼搏,但这种努力拼搏是用来充实自身的生活,至于自己这一生能达到什么位置,那就是命运。命运不可摆布,但生活可以充实。你对社会做出的是良性的东西或是恶性的东西,社会反馈给你的也是良性或恶性的东西。付出和得到是相互兼容的,有时是跨行业的。我在社会上做了这么些活动,相对的社会上对我的知名度,对我的为人,对我的商业谈判给予的好处特别多。

 

记:我在报界工作,经常接触大陆、香港、台湾等不同背景的人士,发觉在相同的中华文化背景下,却缺乏一定的文化交流,如中国的艺术家来澳演出,大陆人组织的晚会,台湾人很少去看;反正,台湾艺术家访澳,台湾人举办的演出,大陆人也很少去观赏。其实,两岸的艺术各有千秋,两岸的移民通过文化交流是否可以减少某些隔阂呢?文化有时会体现某些政治色彩,但文化也可以超越政治。作为文化活动家,你认为在华人社区中,是否应该加强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呢?

 

余: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说起首先艺术的本身价值要和社会产生共鸣,欣赏这实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相认同的文化形式。其次目前海外文化艺术的发展还与经济基础、经济利润脱节。很多文化活动的形成还是单凭组织者的关系、能力来确定艺术的内容,难免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根据以上的主要因素,在市场推动方面,就会产生侧重某一方面,同时造成观众也相对分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具体的文化项目。首先要求创作者加强多方面的交流沟通,打破自身的局限去融汇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民族性的艺术形式,寻找一个海外文化市场的立足点,这样去引导去推广,培养起一个海外中华民族的观赏整体,发扬光大。

 

记:我个人感觉,大陆移民和台湾移民举办的文化活动有时难免太多政治功利,而香港移民搞的文化活动,则较超脱,很商业性,所以很多中港台移民及东南亚华裔都去捧场。这是否也是一种启示呢?

余:是的。艺术的形式、内容却帝国观众参与的面度与力度。我们正在策划一个《民族荟萃》,把各个地方戏穿插在一起。比方说,有安徽的黄梅戏,上海的越剧,还有广东戏,还有台湾的、香港的,都穿插在一起。我之所以对《民族荟萃》很感兴趣,是因为民族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无比凝聚的,可以透过一个项目把各方面捏在一起,打破局限性。如果不打破局限,我们的能量只能把握着一个方块,如何把三、四大方块融合为一体,这就是我们在海外比国内更应该去做的。

 

记:打破地域性,打破局限性,不仅有利于民间交流、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经济回报。

余:对。我们现在搞的文化活动和艺术创作,与社会回报还不成对比,远达不到经济利润。我们做过市场调查,大陆来的新移民,平均文化消费一周拿出两百元来压力是大了点,若控制在一家一周平均文化消费一百元之内,这是没问题的。这就决定了演出的价位问题。现在大陆新移民还没法和台湾香港移民比,他们的消费水平大大超过两百元,门票定价在100150元之间。大陆移民的门票定在60元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一般40元还不错,这是大体而言。你想,这样一张票拉开的距离就将近上百元了。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立马就会过去。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快速发展,相应带动了海外移民成功的脚步;而且移民头脑灵活,素质较高,会把握好这一机遇。

我也有种担心,如果观众发展快了,我们的艺术水准跟不上,也会被社会淘汰。新移民的文化底蕴比较厚,对艺术形式要求比较高,需求既有欣赏力,又有思想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并不那么轻松。

 

要打破过去的规律,打破局限性,这对艺术的压力也很大,包括文化性、社会性、多样性都要紧密结合起来,要发挥融汇的优势,关键是找到一个卖点。我们正在搞一个电视剧,叫《回力标》,其中五个角色中有港台和大陆的留学生,就是想故事的面广一些,想打破某种地域的局限性。有港台演员、人物,港台的版权也会好卖些,市场就会大些。

 

剧本早就弄好了,是李克威写的。为什么迟迟没摄制推上市场呢?我现在做事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只是一种感情的弥补、感情的发泄,或者是自我的找寻、自我的实现。现在已不是二十多岁了,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做事要考虑到社会的价值、成成功的力度有多大,要做一件成一件,推到社会上就要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交给中国方面制作和市场推广,澳华文联配合,并负责海外市场。

 

我们曾经搞过电视片《大公寓》几个片断,我们的演员,我来导演,放在中国制作的《海外华人》中占五集。这些片没有报酬,有些人不可理解。但确确实实我对这段生活太熟悉了,把熟悉的生活通过自己的感受奉献给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回报。但现在确实也要考虑经济效益。泛泛搞个节目也会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投入的精力、财力与达到的社会效益完全不成对比,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记:听你这么说,你现在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兴趣问题了,而是把艺术素质、文化底蕴、社会效果以及经济回报搅合在一起,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开放的层次。

余:对,多年来我们始终在寻找一条路——海外移民文化。就目前而言,海外移民文化还是块处女地,如何去开发,路在自己脚下。移民文化本身当然有丰富的艺术素材,但要考虑“卖点。要打破以往轻车熟路的局限性,把眼光投向两岸三地和民族整体中去找我们的艺术“卖点”。谁打破这个格局,先走一步,谁就在历史上留下东西。不过难度很大。但是基础已经形成,因为我们同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我们共同的社会共鸣,定会产生我们本身的艺术价值。

 

记:对你来说,难度再大也会去尝试,是吗?谢谢你接受采访,拨冗长谈。也希望能早日看到你在探索海外移民文化之路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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